李约瑟之谜是什么事，中国会成功是因为搭了西方的便车吗？
国际上有个叫李约瑟的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各种先贤，以及他们开创的各种先进思想，中国有推动了世界发展的四大发明。中国有比西方成熟一千多年的成熟政体和广阔的土地面积，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曾经比西方世界先进上千年。但为何工业革命却在被外族数次入侵、几次亡国的狭小岛国英国率先开启了呢？而为何自宋之后，中国为什么就已经慢慢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呢？ ”
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在古代，中国并不是搭了西方的快车成长起来的。相反，500年前，是我们在带动了西方的发展。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因为蛮族占领中原，闭关锁国两百多年，终于落后于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新中国才重新走上崛起之路。
李约瑟难题的形成原因
一、社会制度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了思想等。此时的中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些形而上的虚无缥缈的各种思想上，而无暇关注技术发明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进而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而此时的中国社会还一直是一滩死水。
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大产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醉心于仕途，而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因而根本无法把原始科学转变为为现代科学。
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自然就无法推动近代科学的产生。
二、文化差异
文化对一个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根植于人民心中，对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发展程度。
长久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虽然期间佛道两家也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足以撼动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儒家文化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虚玄、无用的学问。这种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治学理念固然有其明智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局限。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下，最有用的就是可用来考取功名的四书五经，因此没有人会去研究科学；而知行合一往往会限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偏向于实用化的技术。儒家讲究等级观念，它一方面限制了中国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等级观念也造就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形成了著名的官本位，于是乎中国的杰出人才大都热衷于考取功名，好光耀门楣，而那些一直在从事技术活动的工匠们则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人探索自然也是大大不利。杨振宁指出:“中国哲学里的中庸之道我认为对科学是不利的。欧几里得的精神之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庸之道与这种精神是相背的。”最根本的是，儒家思想强调“自省”，主张人应该反省自身，而不是去探索外物，它使中国人在根本上丧失了探索外界科学与技术的欲望。正如冯友兰所说那样，中国人从自身来说不需要科学。
总结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过分强调了知识、真理与行动的统一而忽视了知识的独立性。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使得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得以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发展不出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致使自然科学在其近代面貌中独具西方思维的神采”。
而这其中，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又是一大关键因素。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而不是自己去发明创造。
三、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自然无法产生相应的科学技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没有钱怎么搞科研？如果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还有什么心思去搞发明创造？
中国没有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古代的小农经济是自己自足的，大家对商品交换的需求较少，因此导致中国形成了重农轻商思想。历史已经表明，商业的发展会推动科技的发展。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没有取得独立性，未能发展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民，封建地主，皇族经济，都是对内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由此决定，生产针对的是小范围内的直接消费者，而不是为了交换目的，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就是为了人本身而生产，自然经济的这一性质决定了社会只能维持循环的再生产，而不会进行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因而中国工商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封闭状态的经济环境，加之没有国外的市场，在封闭状态下人的自我满足就是最终目标。因而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内外受限，无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经济基础。
但于此同时，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特点是工商业较早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他们不断扩大的手工业规模，城市的诞生等，最后使得商品经济完全取代了自然经济，为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四、地理位置因素
在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良的。作为一个传统的内陆国，农业用的是灌溉体系，在此孕育下的华夏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明，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加上国土辽阔，大一统的统治，缺乏长久强大的外敌，缺少文化上的碰撞和融合，民众普遍自给自足，没有危机意思，也就没有意愿去改变甚至是革新，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反观西方，西欧各国国土小，冲突不断，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也不断，追求更好的土地和更好的生活，而指南针和先进造船技术的传入，为西方打通海上通道提供了可能。而对新大陆、新世界和新生活的渴望使科学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
五、战争因素
有人曾说：战争是科学技术的催化剂和试验场。战争会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新技术的运用对战争的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18、19世纪火枪大炮的运用，一战时的坦克、飞机，二战时的雷达、航空母舰，海湾战争时的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等等。可以说，正是不断有战争，才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战争的性质对于东西方来说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的战争均是国与国的战争，是有着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的冲突，为了取得胜利，扩大自己利益，催生了各种新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反观中国，大多都是国内的由下往上的改朝换代式的起义战争，目的只是个人的称王称霸，也没有足够的外患威胁，也就没有新技术的用武之地。而历史上唯有的两次强大的外患威胁，虽然产生了元朝和清朝两个国土辽阔的朝代，但是主角却是蒙古和女真这两个文明发展明显落后的游牧民族，而这两个朝代对社会、文化和科技都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相似的，被野蛮落后民族征服过的古老文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毁灭，比如古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所以，战争因素也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大原因。
六、近代科学产生的客观条件
除了上面讨论过的文化冲突和交流以及文化特点等原因外，我认为还有两个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就是：1）数学；2）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结合
对于近代科学来说，如果没有数学的发展也就没有近代科学的产生，可以说近代科学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以数学的发展为基础的。欧氏几何、牛顿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麦克斯韦方程等等，近代科学的一系列划时代的发现无不是用数学加以论证，并以数学公式的方式加以呈现。
从数学角度来看，中国有着明显的不足。我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科学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我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虽然也曾出现《九章算术》这样的重大成果，但和西方近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种数学发展程度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学符号的使用。可以说近代数学的发展是以各种数学符号的使用为基础的。因为使用各种数学符号可以简化方便运算，也使逻辑关系更加的简单明了，也更方便逻辑推理和论证。这其中尤以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为代表。西方从17、18世纪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以阿拉伯数字为代表的各种数学符号，而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后才开始逐步使用。。一个复杂的数学关系或定理在西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时，在中国则需要一大段话来描述，哪一个更有利于数学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从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结合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的缺失状态。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的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弗兰西斯·培根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而反观此时的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一事无成，极少数取得一点成绩的比如育种理论也仅仅是用来养观赏性的金鱼而已，也只是停留在经验性的总结和使用，而无法上升到理论上的提炼和开创，更无法具有事实上的科学性。而这明显的限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文化差异等原因。但不管产生的原因如何，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及至当今科学技术实力和社会发展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当今所要做的就是，自身不断努力，同时不断向西方学习，不断取长补短，缩小差距，以求占领未来的科学技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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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论分析，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了理论解答。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和落后的真正原因，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从李约瑟先生的观点来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 2 世纪至 16 世纪，后者是超过前者的，只不过在最近四百年前者蓬勃发展，暂时遮挡了后者。
如果我们借用李约瑟的比喻，人们可以得出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问题有二：第一，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另一列火车？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第二，东方科学这一火车是不是已报废了？也就是说东方科学现在能否继续发展，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科学；或者与西方科学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各种研究早己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中国古代科学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对于第二个问题，人们发现西方科学这一火车出现了障碍，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其次，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而这种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谋而合，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又有了新的动力，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第三，单靠东方科学这一火车带动人类文明发展力不从心，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这两列火车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将出现一个大融合的趋势，它们将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
回顾近八十年来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以及近 10 年来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质疑，笔者认为，有关从古到今中西方文化史和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那么如何能够早日使东方科学这列现已慢行的火车赶上并超过西方科学的那列火车，或是两者并轨运行，推进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呢？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未来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眼光 。
因此我们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理论反思和展望的同时，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吸取那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并吸取它们的教训。真正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效。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论探讨就会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历史学界的问题，届时，还将带给我们无尽的反思与理论启示。
中国发展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是什么？
“李约瑟难题”的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如何解决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第一段，很好解释。主要分三个方面。
1、官方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封建统治极为强大，那么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明清时期，正处于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
个人补充：中国是一个皇权社会，皇帝的权利极大。其实明朝中后期，皇帝已经开始不理朝政，除了景帝好一点。由内阁首辅或者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理朝政，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居正和魏忠贤。如果这个政体再发展下去，很可能也会出现民众政治，可惜明朝内外交困，不就就在东西虏和起义军的联合打击下南逃。
不过，张居正为代表的儒家学士，脑子里就是君权神授的思想，即使掌权，最多也就是想篡位当皇帝，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想法。而崇祯能诛杀魏阉，说明皇帝什么时候想要回权利，还是相当容易的。
而在欧洲或者日本，情况就有所不用。我对世界史没什么研究，瞎说两句。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了限制君主权力的元老院，英国在12世纪左右就有了议会，实际上皇权并没有中国的那么大。在12世纪以后，由于蒙古西征和之后的鼠疫带来的灾难性事件，欧洲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黑暗时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重新组织社会结构。这也能很好的回答问题二。
2、思想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分为儒道释三家。尤其以儒家和佛教最为流行。现在即使是从不出门，不认字的老太太，也会说阿弥陀佛，脑子里也充满了儒家，或者准确的说是理学思想。
我们可以看一看佛教是怎么入侵中原的，就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思想，或者说是基督教进不了中国。
佛教分两个方面进入今天的中国。一条路是经过中国去印度的古路，也就是走四川、云南，转东南亚进入印度。这条线在秦朝以前就有商人走了。汉朝，最迟在东汉，佛教已经经这条路传入中原，但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小。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梁武帝萧衍崇佛，造成侯景之乱，最后身死，给很多统治者警示。从思想上讲，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思想，都不适合当时中国动乱的社会环境，给了佛教一个发展的契机。
佛教真正在中国站住脚，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就是武则天要称帝。称帝总的给自己找个理论基础吧，中国没有女皇帝。而佛教说某某地有个某某女皇，要下凡拯救世界。我对佛教研究不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武则天一听，这感情好，就利用佛教大肆宣扬，最终称帝。这样，佛教才真正的在中国传播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佛教，已经不是当年从印度来的佛教。佛教分须宗和密宗，又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看过西游记和鹿鼎记的都知道。中国这一支佛教，已经是汉化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须宗的大乘佛教。后来，有很多人也看到了佛教的危险，比较著名的就有唐武帝灭佛事件。
而另一路，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当时吐蕃正处于刚刚要崛起的阶段，由于缺少儒家这种主流思想，佛教也是一个不错的统治工具。于是佛教就在西藏盛行，并吞食了西藏的土著教派。这一支就是密宗，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喇嘛。后来，由于西藏和蒙古的特殊关系，密宗传到了蒙古，并侵蚀了当地的萨满教。后来，据说西藏在吐蕃时期也有灭佛事件。
综上所述，即使再有一次三国两晋南北朝，有了佛教对儒道的补充，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再有一次大的宗教革命或者思想改革。
3、思想的不同，导致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追求的东西不同。这点，也就是为什么李约翰即使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却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中国人崇尚的是舍身取义，是正直无私，是忠义孝悌。而对经济，中国人很少有过多的要求，够花就得了。当然，如果有捞钱的机会，中国人贪污起来也不比任何国家差。但是中国任何事情讲究的是关系，所以办事要送礼，吃饭要请客。而欧洲人讲究的是经济效益，是眼睁睁的现实利益。
这两种思想，都有一定的可取性。中国人搞经济并不一定比欧洲人差，只是经济模式不一样。
所以，资本主义，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中国人根本不屑一顾。至少是当时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不屑一顾的。
就算没有上面这些所有所有的理由，还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在中国，商人是不能当官的。且在中国，不当官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你怎么可能政变成功？在1840年以前，中国商人当官的极少，即使当官，甚至当大官的，下场也不咋地。不信自己去看看吕不韦和沈万三。
你知道中国科技史上那个有名的“李约瑟难题”吗？
对于“李约瑟难题”略知一二，李约瑟难题是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提出来的。
如何解释李约瑟之谜
个人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为:在小农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科技发展长期重经验，不注重科学的解释说明，所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另外，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闭关锁国，使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与文化长期落后于世界。
“李约瑟难题”是什么？解开了么？
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